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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拘留决定作出后多长时间执行

Fri, 24 Jul 2026 18:40:57 +0800

一、法律规定的执行时间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作出刑事拘留决定后，应当立即执行。也就是说，从决定作出那一刻起，就没有所谓的缓冲时间，得马上把这个决定落到实处。比如公安民警在案发现场经过初步调查，确定犯罪嫌疑人后，作出刑事拘留决定，那当场就会把人带走执行拘留。不过，这里也有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出现时执行时间可能会有变化。

二、特殊情况下的执行时间

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执行可能没办法立即进行。要是犯罪嫌疑人正在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比如正在开车冲撞人群，公安机关首先要做的是制止这种危害行为，保障公共安全，等事态稳定了才能执行拘留。或者犯罪嫌疑人在一些难以进入的场所，像深山里的隐蔽住所，交通不便难以快速到达，也会影响执行时间。但即便有特殊情况，相关人员也得尽快去执行拘留，不能无限期拖延。

三、通知家属的时间要求

公安机关执行刑事拘留后，除了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例如警方在办理一起涉及恐怖活动犯罪案件时，对嫌疑人执行拘留后，因为案件处于侦查初期，通知家属可能会导致证据被毁、同案犯逃跑等情况，所以在有碍侦查的期间内不会通知家属。等这些情况不存在了，就得马上通知。

四、对执行时间的监督和救济

如果当事人或者其家属认为公安机关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执行拘留或者通知家属，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向相关的法律监督部门，如检察院反映情况。在提出申诉的时候，要准备好相关的材料，比如能够证明拘留决定作出时间的书面文件或者证人证言等。检察院经过调查，如果发现公安机关存在违规行为，会要求其改正。

指定监视居住的一般期限

Fri, 24 Jul 2026 18:39:07 +0800

一、指定监视居住的一般期限

根据法律规定，指定监视居住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这六个月的期限是从指定监视居住决定开始执行之日起计算。比如，张三被决定指定监视居住，从他进入指定的监视居住场所那天起，开始计算这六个月的时间。在这六个月内，执行机关要对被监视居住人进行严格的监视，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

二、指定监视居住期限的折抵

指定监视居住的期限是可以折抵刑期的。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终被判处管制，指定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如果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指定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举个例子，李四被指定监视居住了两个月，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那么这两个月的指定监视居住时间可以折抵一个月的刑期。

三、期限届满的处理

当指定监视居住的期限届满时，执行机关应当及时解除监视居住，并通知被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如果在期限届满前，案件有了新的进展，比如证据收集充分，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其他强制措施，执行机关也会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理。比如，王五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侦查机关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犯罪，就会对他进行逮捕。

四、特殊情况的延长

一般情况下，指定监视居住期限是固定的，但也存在特殊情况。如果案件复杂、情况特殊，经过法定程序批准，指定监视居住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不过这种延长必须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和充分的理由，并且要保障被监视居住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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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拘后多久会被立案侦查并判决

Fri, 24 Jul 2026 18:38:20 +0800

一、被刑拘立案侦查期限是多长时间

一般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对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以及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在上述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上述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此外，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二、刑拘后多久会被立案侦查并判决

刑事拘留后，公安机关一般会在24小时内审查是否立案，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

案件侦查时间受案件复杂程度影响，一般简单案件可能数月，复杂案件可能长达数年。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限一般为1个月，重大、复杂案件可延长15日。若需补充侦查，每次补充侦查期限为1个月，以2次为限。

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2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3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或附带民事诉讼等案件，经上一级法院批准可延长3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延长的，报请最高法批准。所以刑拘到判决的时间并无固定标准，少则几个月，多则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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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拘留怎么赔偿

Fri, 24 Jul 2026 18:37:18 +0800

一、刑事拘留怎么判缓刑的人

刑事拘留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与缓刑并无直接关联。缓刑是指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若已被刑事拘留，后续可能会被逮捕、起诉、审判。若最终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满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等条件，才有可能被宣告缓刑。比如，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罪行、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等行为，都可能作为判断是否适用缓刑的考量因素。但具体是否能判缓刑，需综合全案证据和情节由法院依法判定。

二、刑事拘留怎么赔偿

刑事拘留赔偿需满足法定条件。若被刑事拘留后，最终被确认无罪，可依法申请国家赔偿。首先，赔偿范围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按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乘以实际羁押天数计算。若造成身体伤害，还应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要支付残疾赔偿金等。申请赔偿时，需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一般是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赔偿义务机关应在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若对决定不服，可向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结果仍不服，可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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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拘留转为批捕会怎样

Fri, 24 Jul 2026 18:19:38 +0800

一、刑事拘留转成逮捕要符合什么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刑事拘留转为逮捕需满足以下法定条件：

一、核心条件

1.证据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2.刑罚条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3.社会危险性条件：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

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串供；

可能自杀或逃跑；

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

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

二、应当逮捕的特殊情形

1.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有故意犯罪前科或身份不明的；

3.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

逮捕需经检察机关批准，公安机关执行。上述条件缺一不可，是刑拘转逮捕的法定依据。

二、刑事拘留转为批捕会怎样

刑事拘留转为批捕意味着案件有了进一步发展。犯罪嫌疑人被批捕，表明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被批捕后，犯罪嫌疑人会继续被羁押。侦查机关将继续侦查案件，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侦查终结后，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会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对犯罪嫌疑人而言，被批捕后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增大。不过，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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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职”生父ＶＳ“尽责”继母，孩子抚养权该归谁？

Thu, 23 Jul 2026 14:10:26 +0800

生父沉迷赌博漠视家庭，继母视如己出悉心照料。当这场再婚关系走到尽头，未成年继女究竟和谁生活？一边是“失职”的自然血亲，一边是“尽责”的拟制血亲，人民法院如何认定抚养权归属？

【案情回顾】

2017年年底，宁先生与前妻离婚后，5岁的女儿小宁便被宁先生寄养在亲戚家中。2018年年初，宁先生与潘女士登记结婚后，将年幼的小宁接来生活，并共同进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两人又育有一儿一女，但潘女士始终将小宁视如己出。

然而，好景不长，宁先生开始沉迷赌博，不仅欠下巨额债务，更导致家庭经济几乎崩溃。期间，宁先生时常因家庭琐事与潘女士爆发激烈冲突，还对小宁随意打骂，自身也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2025年6月，心灰意冷的潘女士无奈带着三个孩子搬离住所，同时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并希望包括小宁在内的三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宁先生则理直气壮地表示：“女儿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为了解小宁的真实意愿，审理期间，承办法官对小宁进行单独询问，小宁语气坚定地告诉法官：“我要跟‘妈妈’在一起。”

【人民法院裁判】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宁先生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给家庭造成较大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关于三个子女的抚养问题，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依法确定宁先生与潘女士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随潘女士共同生活。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已满八周岁子女的抚养权归属，应尊重其真实意愿。

本案中，宁先生虽是生父，但其有赌博恶习，且对小宁疏于管教，而潘女士虽为继母，多年来承担主要抚养教育责任，与小宁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已满13周岁的小宁也明确表达跟随潘女士共同生活的强烈意愿。据此，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准予宁先生与潘女士离婚，包括小宁在内的三个孩子由潘女士抚养；宁先生向潘女士每月支付相应抚养费，潘女士对宁先生的探望予以协助。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心语】

一、自然血亲与拟制血亲：父母子女关系中的平等法律地位

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可分为基于出生而形成的自然血亲关系，以及基于长期抚养教育事实形成的拟制血亲关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的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本案中，小宁自幼跟随继母潘女士共同生活，受其抚养教育，双方已形成符合法律规定的拟制血亲关系。同时，小宁与宁先生之间的自然血亲关系客观存在。因此，无论是作为继母的潘女士，还是作为生父的宁先生，都有权在离婚诉讼中主张小宁的抚养权，二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二、“失职”与“尽责”：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这里的“应”指应当，表明在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的情况下，生父母必须承担抚养责任。换言之，继父母同意继续抚养的，也可由继父母抚养。

本案中，潘女士明确表达了继续抚养小宁的意愿，小宁也明确表示愿与潘女士共同生活，这使得案件脱离了“应由生父抚养”的强制性规范适用范围，进入了由人民法院运用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对由谁抚养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裁量领域。

结合案件情况，宁先生虽是生父，但其赌博恶习和疏于管教的行为，明显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两相比较之下，潘女士的尽责行为及由此形成的事实抚养关系，更加契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核心要义。

三、血缘与责任：司法裁判在抚养权归属中的价值导向

血缘固然是亲情的重要纽带，却并非父母子女关系的唯一基础，更非衡量抚养权归属的唯一标准。法律所认可与保护的父母子女之情，既可源于天然血缘，也可建立于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深厚情感与责任担当。

当前，再婚组建新家庭的情况并不少见，本案通过精细化的衡量，在“血缘”与“责任”之间作出了符合法律精神和未成年人利益的抉择，向社会明确传递：未成年人抚养重在尽责担当，抚养权归属认定始终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无论是自然血亲还是拟制血亲，唯有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

【代表点评】

陆茵上海市人大代表，宝山区月浦镇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办公室负责人，民建宝山区委副主委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离婚纠纷而引发的“拟制血亲”与“自然血亲”抚养权争议案件，其裁判不仅回应了“孩子到底归谁”的现实难题，更深刻诠释了我国《民法典》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内在精神。

人民法院全面审查了再婚夫妻双方在事实上的抚养付出、情感纽带以及孩子本人的真实意愿，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实质需求置于首位。这一判决既是对“拟制血亲”的认可，更是对“尽责者”的肯定、对“失职者”的警示，并向社会清晰传递出一个信号：法律保护的不仅是血缘身份，更是实实在在的关爱与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案有力弘扬了诚信、友善、尽责的家庭美德，也为类似继父母抚养权纠纷提供了可借鉴、可参考的裁判范例，体现了司法在守护儿童权益、引导社会价值方面的责任与温度。

【法条链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二条 ……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五十四条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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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撤回”录用通知，打工人损失怎么办？

Thu, 23 Jul 2026 14:09:28 +0800

收到新公司录用通知后，果断辞去原有工作，不料新公司却突然反悔。劳动者因此蒙受的损失，谁来赔？

【案情回顾】

王女士曾任A公司安保主管，工作四年后，为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她通过内推方式，向B公司应聘安保经理一职。历经多轮面试和筛选，王女士成功拿到录用通知书，通知书中写明了其被录用的工作岗位、入职时间及薪资报酬等。随后，王女士向A公司提出离职。怎料，办完离职手续不久，B公司便通知取消对王女士的录用。理由是王女士提供的背景调查联系人存在隐瞒其任职经历的情况。这直接导致王女士既无法入职B公司，又失去了A公司的工作。于是，王女士将B公司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失业期间的损失。

【人民法院裁判】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订立劳动合同过程中，用人单位具有用工自主权，劳动者享有择业自主权，任何一方都不得单方强制缔约。然而，一旦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都应以诚实信用为原则，恪守注意义务，保护信赖利益。本案中，B公司向王女士发送录用通知书，足以使王女士产生将来与B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的信赖。之后，B公司无正当理由便拒绝与王女士订立劳动合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B公司主张，王女士提供的背景调查联系人隐瞒其任职经历，却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人民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由此，人民法院综合考量B公司过错程度、王女士离职时间、承诺的薪资标准、合理的待业期限等因素，酌情判决B公司赔偿王女士经济损失4.5万元。B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法官心语】

一、保护劳动者信赖利益

缔约过失责任，是当事人违反先前合同义务应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一般而言，当事人为缔结契约开始接触磋商时，相互间即建立了特殊的信赖关系，此时，虽然尚未确定正式的给付义务，但依据诚信原则，双方已负有协助、通知、照顾、保护等附随义务。

具体到劳资双方在为将来订立劳动合同进行实质性磋商阶段，基于诚信原则，双方均有义务保护对方的合理信赖。本案中，B公司向王女士正式发送录用通知书，其中写明了录用的工作岗位、入职时间及薪资报酬等信息，足以使王女士产生即将签订劳动合同、按期入职的合理信赖。之后，B公司又无正当依据取消录用，明显违反诚信原则，依法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二、信守录用决策承诺

在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用人单位处于信息获取的优势地位，理应承担较劳动者更重的核查义务。在发出录用通知前，应当对劳动者的资质条件等进行调查核实，作为录用决策的依据。一旦正式发出录用通知，不得以背景调查有纰漏、内部审核不通过等自身原因随意撤销录用。本案中，B公司理应在发出录用通知前对王女士进行全面的背景调查，却在王女士辞去原有工作后以其背调信息存疑为由取消录用，该行为实质上是将用人单位的失察后果转嫁给劳动者承担，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理念。

三、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

鉴于本案的典型性，人民法院决定前往综治中心开展巡回审判，结合企业“录而不用”这一常见纠纷，以案释法，倡导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诚信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劳资双方共同守护。对用人单位而言，虽然其有依据自身需要自主决定是否录用员工的权利，但在考核设置方面，均应本着审慎、诚信、合理的原则，特别在向求职者作出入职承诺后，不得无故随意取消，以切实尊重和保护劳动者的就业期待与合法权益。对劳动者而言，在应聘过程中也应如实介绍自身情况和任职经历，不隐瞒、不欺骗，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依法理性维权。

【代表点评】

俞斌上海市人大代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太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就业是民生之本。当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在实践中，劳动者工作流动日益频繁，但用人单位“录而不用”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劳动者陷入失业困境。本案裁判通过保护劳动者的合理信赖利益，有效降低了岗位流转过程中的风险，让劳动者敢于把握新的就业机会，减少了择业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激发劳动市场的活力与人才的合理流动。同时，本案规范引导用人单位审慎行使用工自主权，更有助于营造公平诚信的就业环境，是以个案裁判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生动实践。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第五百八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来源：奉贤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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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租房遇甲醛超标，已支付的定金能退吗？

Thu, 23 Jul 2026 14:07:52 +0800

租客产后带着宝宝租房，在支付定金后，房屋却检出甲醛超标。租客能否要求退租？已支付的定金，又能否全额退还？

【案情回顾】

奚女士产后想要租房，和宝宝共同居住。经中介推荐，她选中了一套心仪的房源。

在与房东张先生磋商过程中，奚女士明确表示，她正处于哺乳期，且家中有一名婴儿。后双方就租房事宜达成初步意向，约定房屋为空房出租，奚女士通过中介支付4.1万元定金。

出于对自身及婴儿健康的关注，奚女士提出对房屋空气质量进行检测。经张先生同意，检测机构上门进行了采样。但此时原租客尚未完全搬离，屋内仍留有部分家具。最终检测报告显示，房屋多个点位甲醛浓度超标。

奚女士认为，房屋甲醛超标已危及自身及婴儿健康，租赁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遂要求退租、返还定金。张先生则认为，检测时房屋并非约定的“空房”交付状态，故检测结果不能客观反映实际交房状况，且双方曾约定“定金不退”，故拒绝退款。双方协商未果，奚女士遂诉至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裁判】

人民法院在二审中认为，本案并非简单的定金罚则适用之争，而是关乎哺乳期妇女及婴儿健康权益的民生保障问题。在前期磋商过程中，张先生已明确知晓，

奚女士处于哺乳期、且家中有婴儿，相比其他人群，房屋甲醛超标对哺乳期妇女及婴儿具有更为突出的健康风险。尽管检测时房屋非空置状态，可能对局部数值产生影响，但多个点位甲醛浓度超标是客观事实，且甲醛释放具有持续性，足以引起奚女士对居住安全与健康的合理担忧。作为出租人，张先生负有保证租赁物符合安全、卫生等居住使用条件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房屋交付状态而免除。

在此基础上，人民法院通过向张先生充分释法说理，同时引导奚女士合理表达诉求，最终促成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张先生当场向奚女士全额返还定金4.1万元。

【法官心语】

一、出租人负有保证房屋适租性的法定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零八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意味着，出租人交付的房屋不仅应当是符合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更应当是符合安全、卫生等基本居住条件的场所。这种“适租性义务”，是出租人最为核心的法定义务之一。

2025年9月15日，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住房租赁活动的行政法规——《住房租赁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其中，第七条明确规定：“用于出租的住房应当符合建筑、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不得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该规定直指“甲醛房”等租赁市场乱象，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保障室内空气质量达标是出租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甲醛是公认的有害物质，长期接触可能对人体造成严重损害。本案中，检测报告显示房屋多个点位甲醛浓度超标，出租人在明知承租人家有婴儿的情况下，更应确保房屋空气质量达标。

二、承租人有权拒绝接受危及健康的租赁标的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一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这一条款赋予承租人在面对安全隐患时的法定解除权，体现了法律对承租人生命健康权的保护。

本案中，双方已就租赁事宜达成意向，检测报告显示房屋甲醛浓度超标，存在危及居住者身体健康的隐患。在此情况下，奚女士拒绝进一步签订租赁合同，其行为不构成违约，而正是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一条的制度价值所在。

三、司法裁判既要尊重合同约定，更要守护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健康权。”健康权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合同履行与公民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发生冲突时，生命健康权应当得到优先保护。本案中，承租人奚女士处于产后哺乳特殊时期，其对房屋甲醛超标的担忧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因此，本案审理过程中没有拘泥于检测时房屋是否空置等次要情节，而是抓住了甲醛超标可能危害居住者健康这一核心事实，充分考虑了对产妇及婴儿等脆弱群体的权益保护需求。

本案以调解方式妥善化解，既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实现了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审理中，通过向出租人充分释法说理，不仅明晰了出租方安全保障的法定责任，也向社会公众传递出房屋租住安全不容松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至上的鲜明导向。同时，该案处理思路更与《条例》着力保护承租人合法权益、营造健康有序住房租赁市场的立法精神高度契合，彰显了司法守护民生底线的责任担当。

【委员点评】

王彦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药品检验研究院院长

安居才能乐业。对每一个在城市打拼的家庭而言，一套安全、健康的住房，是他们安身立命、拥抱美好生活最坚实的基石。本案正是触及了住房租赁市场中一个普遍且深刻的痛点——“甲醛房”问题。

对于刚刚迎来新生命的家庭来说，一个无毒无害的居住环境是不可退让的底线。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没有局限于合同条款的形式争议，而是直面甲醛超标这一可能危害居住者身体健康的核心事实，充分考量了产妇及婴儿这一特殊承租人群体的正当关切，通过大量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促成出租人当场全额返还定金，使承租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即时实现，也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居住健康权应当得到尊重与保护，司法是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坚强后盾。可以说，本案的圆满解决，正是司法实践与《住房租赁条例》新规精神的良好呼应，既为类似“甲醛房”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有益参考，也生动诠释了司法守护万家灯火的责任与期盼。

【法条链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百零八条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第七百三十一条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第一千零四条自然人享有健康权。自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权。

二、《住房租赁条例》

第七条用于出租的住房应当符合建筑、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不得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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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旧疾遇上意外致残工伤理赔能否打折？

Thu, 23 Jul 2026 14:05:44 +0800

　2024年4月，小强入职某水电公司从事水电工工作，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5个月后，小强在工作中受伤，经诊断为颈部脊髓损伤、颈椎间盘突出伴脊髓病等伤情。后被认定为工伤，伤残等级九级。小强申请劳动仲裁获支持，公司不服提起诉讼，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某水电公司支付小强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共计19万余元，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主张小强伤残后果与其自身颈椎病、腰椎疾病高度相关，申请对工伤损伤参与度进行鉴定并减免相应赔偿责任。

　　苏州中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劳动者自身疾病与工伤事故竞合导致伤残后果时，是否应当通过损伤参与度鉴定划分工伤保险责任比例。对此，需从工伤保险制度的功能定位、法律适用规则及司法价值导向三方面进行考量。

　　首先，工伤保险制度的社会保障属性排斥损伤参与度规则的适用，制度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无过错责任原则实现对劳动者生存权、健康权的优先保障，并通过社会化负担分散用人单位经营风险。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立法目的，工伤保险待遇的给付不以劳动者对损害发生是否存在过错为前提，亦不因劳动者自身体质状况或既往疾病而减免。本案中，小强所受伤害已被依法认定为工伤，其自身颈椎疾病仅属损害后果的客观条件，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归责事由。若允许以损伤参与度鉴定削减工伤保险待遇，将实质架空“无过错补偿”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确立的生存权保障优先于损失填平的价值取向相悖。

　　其次，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具有法定效力，异议人不宜通过申请损伤参与度鉴定提出异议。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劳动能力鉴定是指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等级鉴定。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伤残等级意见经法定程序形成，兼具医学伤情判断与工伤因果关系法律评价双重属性。申请鉴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而非通过申请损伤参与度鉴定来提出异议。本案九级伤残鉴定系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综合伤情、诊疗、预后作出的鉴定结论，某水电公司未就上述鉴定结论依法提出再次鉴定申请，故法院不再另行对损伤参与度作出评判。

　　再次，侵权责任与工伤保险责任的功能、性质差异决定参与度规则不可类推适用。某水电公司援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主张参照损伤参与度划分责任，系对两类法律制度功能的混淆误读。侵权损害赔偿通过过错归责、因果关系判断实现损失分配；而工伤保险待遇通过法定标准实现对劳动者的及时救济。损伤参与度规则限定于民事侵权领域，且以受害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客观影响为适用前提。

　　综上，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劳动者既往病史不能减免工伤赔偿责任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适用法定无过错责任原则，劳动者自身既往基础疾病、旧伤病史等特殊体质，不属于能够减免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不能以此为由要求按参与度减少工伤赔偿金额。

　　工伤保险是国家立法设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核心目的在于优先保护劳动者劳动健康与生存权益。人身损害侵权案件中适用的损伤参与度规则，不能类推适用至工伤赔偿领域。只要伤害经人社部门依法认定为工伤，综合工伤外力、既往病史、治疗恢复情况统一评定的伤残等级，已完成工伤与伤残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法定评价，无论劳动者是否存在特殊体质，均不能再成为用人单位减轻责任的抗辩理由。用人单位主张按参与度打折赔付，缺乏法律依据。

　　本案裁判对企业用工、劳动者维权具备规范指引意义，提醒用人单位负有依法为全体职工缴纳工伤保险的强制性义务，未参保导致职工工伤的，工伤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得通过归咎劳动者自身体质转嫁用工风险。企业应当通过主动依法参保分散用工风险，切勿试图借助损伤参与度规则逃避法定工伤赔付义务，相关诉讼主张无法获得支持。

来源：人民法院报 | 作者：史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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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股”不担风险只享固定收益，是投资还是借款？法院：双方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增资行为无效，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实为民间借贷

Thu, 23 Jul 2026 14:03:41 +0800

双方签订名为“增资扩股”的协议，约定投资方享有固定收益、不参与经营收益分配、出资到期后由融资方无条件回购股权，这是投资还是借款？近日，河南省邓州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对此种“名股实债”类行为进行认定，认为双方之间实为民间借贷关系，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被告偿还原告400万元及违约金。

　　被告某制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29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由张某某独资持有100%股权。2019年1月24日，该公司与原告某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被告公司通过增资方式引入原告公司，同时被告承诺自原告出资起1年内回购原告全部股权。投资期限内，原告享有年利率8%的固定收益，不参与公司投资、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分配，此项收益由被告公司支付，收益担保方式同股权回购担保方式。若被告不履行协议有关规定，应向原告返还投资款并支付违约金，即按照年息10%支付资金占用费。

　　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9年1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被告400万元，被告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将原告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并登记为股东。一年期限届满，被告未按照约定回购原告股权。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发函催促履行支付义务，但被告一直未履行。2025年10月17日，原告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作协议、被告偿还400万元本金及按年息10%计算支付违约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属于增资扩股协议还是民间借贷协议。股权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其核心要义在于投资人须以认缴出资额为限承受公司经营失败的后果。

　　本案中，案涉协议约定原告享有年利率8%的固定收益，无论公司经营状况如何、是否亏损，原告均按固定标准获取回报；协议同时约定，出资到期后被告须无条件全额回购原告股权，原告不参与公司投资、经营过程中的收益分配。上述约定虽名为“增资扩股”，实则完全排除了股权投资中“共担风险”这一核心要素，不具备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即便被告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将原告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但原告投入的400万元资金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原告仅收取固定数额收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投资，而更符合民间借贷“按期收取利息、到期返还本金”的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法院据此认定，案涉表面的增资行为因缺乏双方真实合意而无效。双方以虚假意思表示所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实质为民间借贷。该隐藏行为的合意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为有效。据此，双方之间成立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应按照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范予以认定和处理。合作协议作为双方权利义务的载体，其约定的履行期限等条款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因被告未按约履行，原告主张解除，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违约金问题，原告虽有权选择主张违约金，但被告抗辩称该违约金未明确约定为惩罚性质，应认定为损失填补性违约金。鉴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原告实际损失主要为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存在其他损失；在庭审中，原告同意按年利率8%计算违约金，该标准与合作协议约定的固定收益率一致，足以弥补原告损失。综合考虑被告公司经营现状、当前减轻企业负担的司法政策精神以及平衡双方利益之需要，法院酌定违约金按年利率8%计算，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9年1月2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被告偿还原告400万元并按年利率8%计算支付违约金，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普法小课堂

　　当前的投融资实践中，出于优化财务报表或缓解融资难等现实需求，市场主体常采用“名股实债”的交易模式。投资方为保障资金安全，融资方为满足股权融资的形式要求，往往采取“股权进入、固定退出”的操作方式，在外观上表现为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实质上却是民间借贷。此类交易兼具股权与债权的双重表象，容易导致法律关系定性困难。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应根据当事人约定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确定，不应仅凭合同名称或工商登记外观认定。司法实践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穿透审查：

　　一是收益是否与公司经营业绩脱钩且固定。股权投资的收益源于公司经营利润，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名股实债”项下的“投资收益”往往脱离公司实际经营业绩，直接约定固定比率回报，符合民间借贷中“按期支付利息、到期返还本金”的利息特征。

　　二是是否附刚性远期回购或保本承诺。“名股实债”交易中通常约定在特定期限届满时，由原股东或关联方按不低于投资本金加固定溢价的价格无条件回购股权。回购价格固定、不评估公司净资产或股权市价，使投资方免受股权贬值及公司经营失败风险，符合借款合同“到期还本付息”的特征。

　　三是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参与经营管理。真实股权投资的股东必然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名股实债”的投资方虽在工商登记层面显示为股东，但实际往往不出席股东会、不委派管理人员、不查阅公司财务原始凭证，股东权利行使仅限于保障资金安全。

　　四是风险承担方式。股权投资中，股东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与公司共担经营风险。“名股实债”的投资方明确不承担公司经营亏损风险，投资方仅承担回购义务人偿债能力的“信用风险”，而不承担公司的“经营风险”。

　　在此提醒，市场主体在开展类似交易时，应当诚实守信，按照真实交易性质约定双方权利义务，避免因法律定性风险引发争议。

来源：人民法院报 | 作者：刘熠博张颖朱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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